好单位，孬单位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本村村小上小学。有一次，公社书记到学校讲话。公社书记是大老粗，但讲话还是实在的。他讲的很多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给校长和老师们的“寄语”是：“你们都给我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们到供销社去做营业员。”年轻一点的看官可能不知道，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供销社的“营业员”可了不得，绝非小老师可敢比。也就是说，在那时，供销社是当然的“好单位”，而学校则是确定无疑的“孬单位”。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读者肯定还记得当年供销社那些家伙让我们这些寒门子弟所体会到的人生的差距和无奈，还有拿不上桌面的酸意，甚至怨怼。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了。我的一个同学成绩不好，连预考也没有通过。但是他父亲在“粮食系统”工作，通过了系统内部所谓“照顾”性质的招工考试，一下子成了乡粮管所的正式职工。现在时兴说什么“拼爹时代”，其实“拼爹”老早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我的这个同学在粮管所上班以后，就经常找我们下馆子，一顿饭就是那个时候教我们的那些可怜的老师们的一个月工资，小子眼都不眨，结账时钞票数得哗哗响。他乐得用钞票填平“成绩不好”形成的心理上的洼地，我们也乐得“不吃白不吃”。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改革的“春风”吹进了粮食系统。国家给“断了奶”之后，粮管所就由原先“吃香喝辣”的好单位几乎是一夜之间沦为“没什么油水”的“孬单位”。其实在粮管所“改制”之前，曾经不可一世的供销社已经早几年便“惨遭”改革，且就此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又遇到了我的那位同学，他已办了停薪留职在家养鸡，一身的鸡屎味儿。到了吃饭时也没有要留我吃饭喝酒的意思。那时刚在古代文学课上学了杜甫的诗句“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二十出头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人生的盛衰浮沉”。

1994年我大学毕业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学校由于是所谓“清水衙门”，依然是“孬单位”一个。我的很多同事都能以找到一个医院的护士或者县棉纺厂、毛纺厂的女工处对象为荣。因为医院、棉纺厂这些单位是那时的好单位。心眼活的一些老师便经常“感冒”，借此多一些跟护士小姐接触的机会；有亲戚在县城的同事周末就去县城在棉纺厂周围游荡寻找机会。像我这样心眼既不活，在县城也没落脚地的就只能眼巴巴地看别人不时“得手”，自己只好“让感情继续流浪”，一下就“剩”到三十露头。等到我三十露头的时候，找个棉纺厂的女工突然变得容易了，因为“国有企业改制”，棉纺厂一下又由“好单位”沦为“孬单位”，可惜这时我已经通过一次考试，远赴潇湘，失却了一次跟伟大的工人阶级“亲密接触”的机会。

从我能记事的七十年代后期一直到如今，世事纷纭难料，多少“好单位”成了“孬单位”，多少“孬单位”成了“好单位”。稳居“孬单位”或“好单位”，几十年如一日岿然不动的，前者是学校，后者则是政府部门。中国的政府部门肯定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甚至不能算比较有效率的，但若论“牛气”，中国的政府部门即使不能拔得头筹，也是稳居前列。楼下的王太太，先生在市政府做个小科长，昨晚就嚷嚷：“往年孩子他爸年终发福利，都要借个三轮车去拉，现在好了，有车了，放在后备箱和后座上就带回来了。”据说王太太已经老久没摸过现金了，因为他们家的购物卡根本用不完。像我们这些买一根针都要从工资里开支的小教师面对“工资基本不用”的现实“神话”只有“长太息”的份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所谓“好单位”，有油水可捞的单位也；所谓“孬单位”，即是没什么油水可捞的单位也。前阵子有学者提出“全民腐败”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大家都想朝“好单位”里钻，即皆欲捞“油水”也，此非腐败而何？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从参加工作就在学校里混，对学校是个“孬单位”自然感同身受。但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所谓“清水衙门水不清”。对于我们这些“小老师”，学校自然是个“孬单位”，但对于有些人，学校也可以是“好单位”，通过“吃老师”、“吃学生”，照样活得人模狗样。比如对面走来这位，学校后勤的某总。顺便说一下，某总据说是校长某亲戚。然校长多次声称他跟某总“没什么关系”。我看校长此言颇有“此地无银”之嫌，再者说了，“人与人”难道就不是一种“关系”，或者说，难道就不能产生某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