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韩寒“攻击”大师

韩寒的博文开头就说：“最近有记者问我，外面说我炮轰和侮辱很多文学大师，问我怎么看。”其实，被韩寒“攻击”的所谓“大师”也大多被我在我赖以糊口的现代文学课上“攻击”过，如果向学生明言我不喜欢那位作家，并且告诉学生我为什么不喜欢也能算是“攻击”的话。

我们这一代人在早是没有选择读什么书的机会的。《围城》里的方鸿渐说：“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受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了教育的人因为识字，上印刷品的当。”让“草民”受什么样的教育大抵是通过让“草民”看什么样的书来实现的。于是我们当年读了那么多的所谓“文学”，并从此厌恶文学。

后来上了研究生，读书的条件好了，选择读什么样的书的机会也有了，可惜自己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要搞所谓的“研究”，仍然不免要看那些我不喜欢的书。我读过的最烂、最差的小说是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读多了，有时候就不免痴想：余生也晚，不然，只需识几个字，粗通文墨，在政治上不要站错了队，没准也能混个作家当当！

遥想当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会上，我的论文里的一段话，惹得那么多评委同志不高兴，我的这段话的大意是：就整体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能提供多少能同时给人阅读的快感、灵魂的震撼和精神的提升的作品，现代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跟现代中国所遭受的苦难与阵痛极不相称。我记得就是因为这段话，王攸欣老师差点给我的论文投弃权票。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一步步走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不断获得意义膨胀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这种意义膨胀和价值增值使对现代中国文学整体水平的反思与检审一直只能在学术的边缘处言说，甚至被视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拆解而为主流学术界所不喜。”（拙作《“日常生活”的命运》）

作为一个靠“现代文学”学科吃饭的人，个人的审美偏好就得退居次要地位。诚如马克斯·韦伯说的“价值无涉”，科学研究只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但当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研究和教授现代文学的人，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就不能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幼稚”与“肤浅”视而不见。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学中写得好的虽然不多，还是有的，但大多是一些旧学功底深厚的人，比如鲁迅，周作人，钱钟书，张爱玲等，他们所以能写得好，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汉语书写的审美传统的缘故。只可惜这样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太少，无法改变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幼稚”和“肤浅”这一事实。

韩寒“微词”比较多的几个作家中有巴金、冰心和茅盾。巴金最让人倒胃口的是他的“滥情”，据说，他是受了卢梭的影响，用一种“泣诉式”的调子写小说。巴金影响最大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滥情”加“肤浅”，基本上不忍卒读。倒是他写于40年代的《寒夜》，部分克服了早期的“滥情”，多了些厚重的东西，是我心目中巴金写的最成功的作品。70年代后期，渡尽劫波的巴金开始写他的《随想录》，《随想录》的成就无疑也因为巴金的身份（作协主席）而被认为地拔高了，什么“炉火纯青”啦，什么“与民族共忏悔的《真话集》”（刘再复）啦，其实，《随想录》继承了巴金的一贯风格，痛悔的眼泪、愤怒的谴责多于深刻的思考，有人说“巴金的忏悔是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忏悔”，话说得尖刻了些，却也痛快！

几年前，冰心去世，当时有媒体说是“举国同悲，送别世纪老人”，中国惯于制造“集体表情”的幻象，这“举国同悲”，矫情得很，我不知道，一个人活了一百来岁后辞世，有什么好“悲”的！冰心最初以小说步入文坛，后来又写诗。冰心的小说和散文都让人无法喝彩，但她的诗写得好。两本小诗集《繁星》、《春水》学泰戈尔学得很像。

在我的印象中，茅盾的文字除了有一篇《萧红<呼兰河传>序》不错外，很少有能让我们读起来兴味盎然的作品。扛顶之作《子夜》其实是失败之作，而且开了后来臭名昭著的长篇小说“党史模式”的先河。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只能说是坏作品，矫情得有点肉麻。

其实，我不喜欢韩寒的小说，这有可能是西方小说读的多了，口味变“刁”的缘故。但我能认同韩寒两点：一是他对当前教育的挖苦和嘲讽，我在教育系统混饭多年，可以说是一步步地见证了教育的腐烂和堕落；二是韩寒的“狂”，这“狂”是韩寒最易招人非议之处。然而年轻人不狂，还叫“年轻人”吗？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都唯唯诺诺地“温良恭俭让”，这个民族也就没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