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苦难都不可被抵消

翻阅近期报章，最冠冕堂皇，同时也最冷漠、最令人愤怒的是这么一句：“这是历史的欠账，是发展的必要代价。”最近湖南一群农民工因为职业病（尘肺病）到政府上访时，这句话由一位负责接待的政府工作人员口而宣之。

多么熟悉的论调啊！“时评式”的就事论事非我所长，这里还是“近取诸身”吧。给学生介绍19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我问了学生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如果只要是杀死一个无辜的小孩，即可以实现整个世界历史的未来和谐，也即世界大同，杀，还是不杀？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杀！

如今的大学生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回答的问题却是困扰了、折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问题，在他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整个世界历史的未来和谐，也无法补偿一个孩子无辜受苦的眼泪。建立在一个孩子的无辜受苦的眼泪之上的世界大同难道值得去争取？享受着用一个孩子的无辜受苦的眼泪换来的未来和谐，难道我们不会做恶梦？当然更重要的是，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敏锐地发现，用恶的手段是根本无法战胜恶，也无从实现善的；相反，善在斗争之中沾染了恶，采用了恶的手段，最终，善也变成了恶。遗憾的是，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吧，伟大民族对于它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诞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作家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却背离了作家的教诲，一小撮人以“革命”的名义，以“人间天堂”的乌托邦愿景为号召，要求活人为之献祭，徒留下千千万万无辜者献身的血和埋葬不了的死屋记忆。君不见，那伤口至今未愈，要这个民族的后人继续用受苦和眼泪为他们前人的愚蠢买单。

我涉及的虽然是伦理学上甚至是历史哲学上的一个难题，但要那些稚气未脱的大学生反省自己不假思索的回答背后的愚蠢与冷漠依然是不难的，只需继续问：如果那个孩子是你的兄弟、姐妹、儿女，又当如何？我相信那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冠冕堂皇的关于“历史代价”的论调也非关信念，而只是他出于“本职”为政府的冷漠与资本的残忍寻求的托词和借口，因此，让他自知理亏而“闭嘴”也是不难的，只需反问：如果那些需要付出“代价”的是你的父兄、姐妹，又当如何？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政府工作人员既不是一个疯子，也不是一个良知和情感皆已泯灭的败类，真是那样，跟他说什么当然都是白搭！

王小波曾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编写生活脚本的，像六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还有如今的那些有头有脸的在位诸公；一类是负责演出这些生活脚本的，像我们这些小百姓就至今也难说就摆脱了这样的当“演员”的命运。编写生活脚本的人不必在脚本中充任演员，同理，发出“口号”和“号召”的人自己是不需按照“口号”和“号召”的要求身体力行；当年炮制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的人，自己想必也无需去充当炮灰。那个政府工作人员对上访民工的文绉绉的搪塞其实竟于无意中暴露出如今这个时代的一个让人难堪的现实：整个国家已经日益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是有资格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的，一个是只配为改革和发展“付出代价”的。梁文道先生反问得好，难道我们这些享受到发展带来的便利与好处的人，那些“搭地铁上班上学的人”，那些“乘电梯在高楼中升降的人”，有权力“把别人的生命当成自己便利生活的代价”？我坚信，包括尘肺病在内的各种职业病的蔓延不是什么高深的历史哲学问题，它由资本的贪婪与冷漠所铸成，因而只是雇主和政府的责任问题，是雇主与政府是否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

撇开“历史进步性”、“历史必然性”的“迷思”不谈，没有什么样的“发展”值得用一部分人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作为代价去换取。如果你正在“被”作为这样的代价，那么，请你醒来，请你起来，大声地喊出你的抗议和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