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靠在大学中文系教书混饭。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也许只对我们的职业有意义，换句话说，那些经由我们嘴巴说出的东西也许只是为了填充两点钟的课堂时间，从而稳住了我们的饭碗。文学果真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回事吗？我们自己相信吗？即以诗歌而论，写得不好，固然不值得一讲；写得真正好，岂不更是无从说起！2008年年初，我读到了杨键的诗。老实说，读到杨键的诗的时候，我已经有好多年不读诗了。首先读到的就是这首《惭愧》：

像每一座城市愧对乡村，
我零乱的生活，愧对温润的园林，
我恶梦的睡眠，愧对天上的月亮，
我太多的欲望，愧对清澈见底的小溪，
我对一个女人狭窄的爱，愧对今晚疏朗的夜空，
我的轮回，我的地狱，我反反复复的过错，
愧对清净愿力的地藏菩萨，
愧对父母，愧对国土
也愧对那些各行各业的光彩的人民。

    它一下就把我击中了，我感觉当年阅读海子诗歌的感觉又回来了。但若要求我在课堂上谈谈杨键的诗，我就委实不知从何谈起。谈谈杨键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吗？那岂不成了笑话！

杨键居安徽马鞍山，是个下岗工人，在家里靠低保生活，一边写诗，一边照顾生病的母亲。以我等俗人的眼光看来，一个靠低保过活的下岗工人有很多理由对这个世界充满愤怒和怨恨，而杨键却在诗歌中表达面对这个世界的“惭愧”。

我曾经给学生区别过优秀作品和伟大作品。我的意见是，优秀作品只抵达了普通人都能达到的精神高度，所以优秀作品最容易在普通人群中引起所谓“共鸣”；伟大作品则不同，伟大作品必是抵达了普通人、一般人难以抵达的、只能仰望的精神高度，我们一般人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是极难产生共鸣，一般人面对伟大作品的感觉通常毋宁是惊讶、讶异。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有人愿意在杨键的诗歌前面冠以“伟大”两字，最起码我是没有意见的。

2008年春节，我读到杨键的《惭愧》，2008年4月，杨键获得2007年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诗歌奖”，一个月后，便发生了汶川地震。这时，山东跳出来后来被称为“王幸福”的王兆山。

有一朋友开了家广告公司，嘱我写个横幅，内容是两句话：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像我这样四十岁左右的当年“文青”都有过“文字崇拜”的情结，其实即是对中文的敬爱与崇拜。可怜我保持了几十年的对中文的信念在王兆山的所谓“诗歌”面前骤然坍塌。中文本身也许无所谓美与不美，中文的美与不美，端赖于人，不然就不能解释同样是用汉字，杨键写出了《惭愧》，而王兆山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分行文字。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分行文字竟是用中文写成，岂非“天不佑中文”？奈何！

杨键一首诗拯救了我对诗歌的信念，王兆山一首“诗”粉碎了我对中文的信心。然而杨键是下岗工人，靠低保生活；王兆山却是堂堂省作协副主席，拿着政府的高薪。公平吗？当然不公平。但我又害怕这样替杨键叫屈是亵渎了杨键，正如杨键在另外一首诗里所写：

像松树一样生长吧

与蓝天和大地共享清贫的繁荣

我看着菜地上浇粪的农民

我笑了

生命原是什么也不需要的蓝天。

当我们以俗人的心态为杨键不公的时候，杨键却肯定对这样的不公不以为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索尼娅，饱受蔑视、羞辱和践踏还能坚强地活着，“她是靠她心中的基督活着”；杨键是一个靠诗歌生活的人。而一个仅仅靠诗歌即可以自由而干净地活着的人，已是如今这个时代的罕物了。

写这篇小文其实不是因为我对杨键的诗歌有话说（该说的杨键的诗都说了，没有我置喙的余地），而是因为前几天从山东过来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告诉我说王兆山现在依然风光得很，副主席还是副主席，活得滋润得很啊！我禁不住就想起了杨键，虽然明明知道这样联想本身即是对杨键的不恭甚至亵渎。

“故事的情节都是废物，那就是琐屑的人间／只留下一个核心，那就是心灵。”这是杨键《观心亭》一诗里的句子。副主席何其多也，而杨键我们只有一个。在一个愧对诗歌的时代里，我愿意向大家推荐杨键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