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生在语文考卷上声言“我不会让梨”又一次戳痛了我们社会的敏感的道德神经。

中国人自古喜谈道德，说得学术化一点，叫“泛道德主义”，把道德挂在嘴边，这也道德，那也道德。于是中国成了一个“道德义士”和“道德佳话”几近泛滥的国度。要命的是我们几千年来津津乐道的很多“道德佳话”往往有违“人情之常”。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堂皇地被写入“正史”的，但细究起来，就颇为可疑，因为这太有违人情，所以我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曾就此揶揄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都是晚上偷偷地跑回来。

鲁迅当年痛诋“二十四孝”的故事，自然也是因为这些宣扬“孝亲”的故事太有违正常的人情，“黄香扇枕”、“子路负米”尚称可学，但条件也是小孩子能“扇”得动，“负”得动；“哭竹生笋”就可疑，鲁迅说“怕我的精诚未必能够感动天地”；至于“卧冰求鲤”，大冷的天，为了后母能喝上鱼汤，脱去衣服睡到冰上，准备用体温化冰捉鱼，可就有性命之虞了；到了“郭巨埋儿”，说的是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竟埋此子。鲁迅写到这里，态度鲜明：“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见于《世说新语》，后被宋人编入《三字经》，所谓“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后汉书·孔融传》不载此事，唐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提到，自然是“仅供参考”之意。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实并无法证实，当然也无法证伪，这里只能存疑。不是宣扬兄长“让”幼弟，而是宣扬幼弟“让”兄长，这自然有违人情之常；但从中也让我们看到，道德问题在中国自古就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和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表面上讲的是道德，其实讲的是政治。中国的政治伦理妙在“推演”，历朝历代所以宣称“圣朝以孝治天下”，无非是由“孝亲”可以推演出“忠君”、“体国”。中国的很多道德原则看似对等，其实是有差等的，所谓“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侧重者在“臣忠”、“子孝”、“弟恭”，且“弟恭”、“子孝”、“臣忠”构成一个层层推演、累积的伦理系统。因为弟弟要尊敬、爱戴兄长，儿子要服从、孝顺父亲，所以，臣子自然应该对君主尽忠。我想说的是，“融四岁，能让梨”这个明显有违“人情之常”的“道德佳话”所以千百年来盛传不衰，以致成为强加给小孩子的道德原则，背后其实是有皇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推手的。

中国长期是以“教化”代替“教育”的。所以，“这也道德”，“那也道德”，直到把“道德”讲到让人觉得烦透了，特无趣，特没劲儿的地步。

话题还得回到小学生那张语文答卷上。平心而论，该小学生并无戳痛我们道德神经的本意，换句话说，面对“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的提问，该小学生的“我不会让梨”的答案并无逾矩之处，我宁愿相信，小学生如此作答是为了“自惭”自己并无孔融那样的高尚的境界，如此非惟没有逾矩，相反表现了小学生“谦逊”的美德，这也是我们自小就无师自通的语文、政治科考试的答题策略之一。家长若以此为由，和老师交涉，失去的分数必可复得也。一句话，“我不会让梨”被媒体任意拔高，过度阐释了也。

我自小就是个“坏学生”，小学四年级时写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竟然没有写助人为乐，也没有写拾金不昧，而是“记”了一件我们家那条公狗跟村子里一条母狗恋爱的事，我因为“小小年纪就思想肮脏”，挨了批评。我至今坚信，公狗与母狗恋爱自有其意义，最起码，公狗、母狗如果不恋爱，狗这种生物就会绝种。

在我这个“坏学生”看来，真正能戳痛我们道德神经的回答毋宁是“我会让梨，因为如果我不让，我的哥哥们就会打我，或不带我玩”或者“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长，不需要让梨；即使有兄长，也应该是他（们）让我”，果真有孩子能如此作答，诚痛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