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曾国藩则是一个现实主义，或者说务实主义者。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曾国藩于海瑞行事风格之迥异。

清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的湘军从太平军手里收复南京。原先因为洪秀全“禁妓”而逃到上海租界的秦淮河妓女纷纷跑回。一时间，秦淮河大有恢复往昔桨声灯影之盛的苗头。这可急坏了南京地方父母官、江宁知府涂宗瀛。涂进谒两江总督曾国藩，力请出示（出告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不然，麻烦事多着呢）。哪知，据曾的幕僚欧阳伯元回忆：

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之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翠黛敛蛾，帘卷珍珠，梁饰玳瑁，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暑，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和李小湖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庸禁止矣。”

曾国藩是什么人？曾国藩是一个砥砺品节超逾常度的人，是一个白天朝美女多看几眼，晚上就要在日记里痛骂自己“真禽兽也，真禽兽也”的人，此回却非但未能如涂宗瀛所请，出雷霆手段，“扫黄打非”，反而于一天晚上，约上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泛舟秦淮，欢饮达旦，亲身领略了秦淮画舫之盛，以总督之尊，甘冒人格损耗的风险，于秦淮河的烟花业推波而澜助之。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为政在养活细民”一条，于盛赞汉初丞相曹参“不扰狱市”的同时，亦言及曾文正公开放秦淮灯船一事，谓与曹相国事同具“开国规模”。盖“开国”之为政，贵在能“严于律大官而宽于恤小民”。同治三年的南京兵燹之余，正百业凋零，百废待举，非“开国”而何？

烟花一行诚是藏污纳垢，然非独攸关市面繁荣，许多与之相联的配套行业，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端赖以生存，正不必察察为明也。人都说曾国藩此举有超前的“市场意识”，我却愿意相信，只是文正公禀性纯良罢了，“养活细民不少”正透露出个中消息。一念之仁，自己道德品节哪怕做出点牺牲，细民就有了饭吃，有了出路。讲道德、讲品节讲到天上去，也不能当饭吃啊。

然而曾国藩此举，海瑞必不以为然。善恶不两立，正邪不两立，天下之事，非善即恶，非正即邪，安有向邪恶妥协、低头的道理？

曾国藩当然也是清官，如果把身份、级别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曾国藩之“清”，比之海瑞，不遑稍让。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晚年著《能静居日记》，是了解曾国藩日常起居的第一手资料，中有赵、曾之间的一段对话：

（赵）“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

（曾）“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早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堂堂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大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人物，想喝点黄酒，还须叫人去街上现打。赵烈文不禁慨叹：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的最后十二年一直是做总督，十年的两江总督，两年的直隶总督，最后“卒于官”，死在两江总督任上。根据历史学者张宏杰先生根据清朝总督的合法收入（合正俸、养廉银、各种为朝廷默认的“陋规”在内）估算，曾国藩死时最低限度也可留下一百八十万两银子；而事实上，曾国藩死时所有的资产合一万八千两白银，而且这一万八千两办丧事全部花掉了。所以，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的总督。曾氏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即因为家人病重，无钱医治，不得不举债多方，可为明证。一向对曾国藩不以为然的左宗棠在听说了此事后，也在给其子的信中实话实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于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二十一日，刚擢升礼部侍郎不久的曾国藩致信诸弟，直陈“不存做官发财之念”的心迹：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按曾国藩一生行止，可谓不移初志，不违本心矣。

但与海瑞护惜，甚至有意识地经营“清廉”的名声不同，曾国藩有“清廉”之实，却不愿担“清廉”之名，甚至可说对“清廉”之名避之唯恐不及。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把家眷接至两江总督的治所安庆，在安庆的庐州知府唐景皋送来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曾国藩只收下其中的七领草席，其他东西一概推却。

这年的十月，是曾国藩五十大寿，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老首长贺寿。鲍超为老首长带来十六大包礼物，珠宝、古玩，应有尽有。曾国藩只从中挑了一顶绣花小帽收下，其余全部璧还。

若以海瑞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的标准，一介之“贪”也是贪，一毫之“取”也是取，怎么能以区区七领草席毁了一生清誉？我却觉得，这顶绣花小帽和七领草席，特具人性的温度，若能保存至今，可入中国廉政博物馆，供后人慨叹唏嘘。

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两江任上缉私经费尚余一万两白银。缉私经费循惯例非正规的财政收入，朝廷不管，是属总督个人支配的“小金库”，曾国藩完全有理由带走这笔钱，断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但曾国藩就这笔钱致信长子曾纪泽，告诫家人于此笔钱“不可妄取丝毫”，他的处理方法是两个字：“散去”，并再三叮嘱曾纪泽不可张扬此事（“不可使一人知”），不可视此事为做慈善（“不可捐为善举”），他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夜“谕纪泽”）

与海瑞责己苛，亦以苛责人不同，曾国藩是以苛责己，而又能够以“恕道”待人。

曾国藩岂能不知鲍超送他的十六包寿礼多是从何而来，却宁愿哈哈一笑，不加苛责；湘军时期，曾国藩是有名的“不要钱”的大帅，但却在军中实行厚饷高薪的政策。曾国藩自己始终清贫自守，但其属下单以高薪致富者正不知凡几。甚至对兵士在新攻下一城后的“劫掠”，只要不是太无底线，亦眼开眼闭，概置不问。曾氏一生“逃名”、“逃利”，却又能对人性中固有的名利之念存体贴与宽谅之心，并进而意识到，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方能网罗天下英才，成自己的廓清天下之志。

道德修为只能是自己的事。明人洪应明《菜根谭》所谓“责人之过勿过苛，当思其堪受；叫人从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正是传统儒家讲求的处世之精义。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陶冶熔铸出的圣贤典范，其难能之处在于把传统儒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待人原则更向前推进一步：己所欲，亦不可强施于人。逼人为恶，是混账王八蛋的事；逼人为善，也并不天然就是正当的。

曾国藩的为人、为政风格，自然有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因素。有清一代对汉臣之猜防一以始终，何况曾国藩这样的立下盖世功勋又手握重兵的统帅。曾氏一生临深履薄，畏祸之心，未尝稍懈。宁示人以不清不浊，亦清亦浊，和光同尘，而不敢特立独行以启朝廷之疑窦，亦势使然。

但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曾国藩意识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味处世方刚，高己卑人，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势必以凛凛霜威，使自己成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最后只能恨恨而死，所梦想之千秋大业也必烟消云散。

曾国藩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全我觉得用这副对联概括曾氏一生的人格、抱负与功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上联“养活一团春意思”说的是“待人”，下联“撑起两根穷骨头”说的是“责己”。责己则以“忠”，以“敬”，责人则以“恕”，以“宽”；下联说的是“内圣”，自期以“圣”，以“贤”，清贫自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虽穷至两根贱骨头，以痴，以呆，硬撑，死扛，不忘初志，不移本心；上联说的是“外王”，干大事，成大事，则不可过于爱惜羽毛，于琐细之事，不妨模棱依违。有良好的初衷，还需有温度，有手段，必要时以退为进，虚与委蛇，在所不惜，为人、为政皆当如春风和气，披拂万物，然后可以调动各方资源与人脉为我所用，然后可以成不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