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萨特热”已近尾声。然八十年代特有的那种“热情”，犹存流风余韵。班主任张青运老师是刚毕业不久的南大名教授包忠文的硕士。我还记得我这个乡下土佬儿就是在他那不足十个平的单身宿舍里，第一次从他嘴里知道了萨特的名字。他总是把“萨”念成阴平，“特”则依普通话念去声，不像我们老家方言，把这俩字都说成短促的入声，我觉得特别婉转、悠扬，所以学步至今。

那个年代尚属质朴无华，后来越来越多的新奇花样儿那时还想都不敢想。谈恋爱，谈恋爱，恋爱真的主要靠“谈”。哪怕仅仅是为了谈恋爱做做功课，也须读点萨特、叔本华、李泽厚，不然，怎么谈，谈什么啊。

但等到我把萨特宣示他存在主义哲学的名著《存在与虚无》从图书馆借出，在寝室里满怀激动地翻开，就遭遇了个人阅读史上的第一桩惨痛。每个字都认识，联成句子则完全不知所云。说是“如对天书”一点也不是夸张。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碰过萨特，也不敢去碰；只到有一天我意外地读到了他的另一本书《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同样意外的是，我竟然读懂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竟然觉得自己读懂了。这时我才知道，《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写给学者、专家看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才是他写给我们这些不具哲学思维的凡俗之人看的。作为对现实“介入”很深的哲学家而兼政治活动家，萨特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哲学只是哲学课堂上的高头讲章。

萨特动念写《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样一本面向普通公众的读物的时候，存在主义在法国正遭遇普遍的误会和非难。据说巴黎的一个老太太，只要在神经紧张的时候嘴里滑出一句下流话，就会为自己开脱说：“我敢说我成了个存在主义者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写作动因就是要澄清公众对存在主义的诸多误会。它原就是关于存在主义的一本辩护之书，“布道”之书。

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所以是一种“人道主义”，就在于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存在主义的思想原点是“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何为“存在先于本质”？要想弄清楚这个存在主义的基本主张，就得先知道何谓“本质先于存在”。萨特写道：

上帝按照一定和一种概念造人，完全像工匠按照定义和公式制造裁纸刀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藏在神圣理性中某种概念的体现。……人的本质先于我们在经验中看见的人在历史上的出现。

萨特举的例子是裁纸刀，我举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一张桌子吧。对于一张桌子而言，是“本质先于存在”，还是“存在先于本质”呢？很显然，是“本质先于存在”。桌子由木匠制成，而在这张桌子还没有被制成之前（“存在”之前），关于这张桌子的“本质”，它的材料、性能等本质内容已经在木匠的头脑当中“观念地存在着”。所以对于一张桌子来讲，是“本质先于存在”。萨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如西方传统思想所认为，人是上帝造的，那么人类就太悲催了，因为他跟一张桌子，或一把裁纸刀，就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物”），都是“本质先于存在”，因为上帝在把人造成之前，关于人的本质，也已在上帝的头脑当中“观念地存在着”。

萨特的存在主义被称作“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萨特是在摧毁了西方传统的“上帝造人”的神话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的。现在好了，人不是上帝造的，那么人就不再是一张桌子，一把裁纸刀；那么人就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从而，那么人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写道：“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给自己下定义”，就是创造自己的本质。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本质，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由人自己决定。萨特有另外一句名言“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所以是懦夫，不是因为他身上固有某种“懦夫”的本质，而是因为他选择了懦夫的行为；英雄所以是英雄，同样不是因为他身上具有某种“英雄”的本质，而是因为他选择了英雄的行为。萨特写道：

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

在萨特看来，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了无数的可能性；选择让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完全掌握在人自己手里。他继续写道：

人是其所不是。

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己推向未来的力量，所以，严格讲来，每一个人从本质上讲，都是“他现在还不是的”某个东西——因为他还在发展之中，他尚未完成。萨特充满激情地引用了庞杰（Ponge）的一句名言：

人是人的未来。

三十年前，读到这里时澎拜的心潮，至今历历。和我年龄相仿，现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人，必能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如何给八十年代的知识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几千年来，我们的命运，如同脑袋后面曾有过的那根小辫子，一直攥在别人手里。“主体性”所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一个“热词”，便有着数千年里“主体性”严重亏空的深远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高尔泰先生当年有一问，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天问”，也是无数受难者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

现在终于有一派哲学以它绵密的逻辑向我们保证，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完全由自己决定——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叫我们怎能不欣喜欢呼，雀跃以迎！

与“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紧密相连的是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学说。人如何“给自己下定义”，或者说，人通过什么“创造自己的本质”，就是通过“自由选择”。人生就是一系列的“自由选择”的总和。这自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必须是自由的才行。这在萨特那里丝毫不成为问题。在萨特那里，自由非但不再如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人通过努力与挣扎才会抵达的目标或境界；自由成了“人的处境”，因为“人不得不自由”。萨特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既然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既然上帝不存在，人便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一无依傍。因为人是绝对的孤零零，“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于是萨特一语道断：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接下来，就是萨特哲学里，堪称最“严肃”，也最“庄严”的部分：“承担责任”学说。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人的所有选择便都是“自由选择”；所以，人必须承负“自由选择”的后果，或者说，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我不得不满怀羞赧地承认，我曾无数次地卖弄过头脑里面装着的这点可怜的“萨特”。

不喜欢这座城市？你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离开啊。你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这里，那么你就必须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这座城市的浮华与无序是你必须承负的“选择”的后果。

对这所大学不满意？你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退学啊。你没有选择退学，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这所学校，那么你就必须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这所大学的颟顸与浅薄是你必须承负的“选择”的后果。

我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此后，便得意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的内心里“咯噔”一下子。那年夏天，我原来居住的小区，人员越来越复杂，脏、乱、差已然使得这个小区成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所在。忍无可忍之下，我找物业理论。物业慢条斯理地说：“没有人硬要留你在这里，你可以搬出这个小区啊。”一句话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可不是，我是自由的，我可以搬出这个小区啊。我既然选择留在这个小区，小区的脏乱即是我必须承负的选择的后果。没想到物业的老头也懂存在主义，没准像我一样，也读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呢。

我内心里这“咯噔”一下，就发生在这一刻。我好像看到，“现实”的一根小指头正在试图拨动一座看起来庄严宏伟的哲学大厦。

进一步的逻辑演绎则让我悚然而惊。我发现，因为我是自由的。“自由”的我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则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不义、不公，愚蠢、败坏，都是我必须承担的“选择”的后果，于是我接下里的“选择”就只能是鲁迅先生一贯反对的的“四无”(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无反抗)。终生以“斗士”自期与自居的萨特先生对他的哲学的这种逻辑后果，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萨特的“自由”值几毛钱一斤？

何况，说到底，萨特所谓的“自由”果真那么铁定？萨特论证“自由”的逻辑不可谓不严密，语词不可谓不漂亮；只是再严密的逻辑也无法抵消这个世界上过去从来就有，现在仍在发生，将来势必还会继续的母亲和孩子的眼泪。

是的，如你所猜，我想到了电影《苏菲的抉择》。在被送往集中营的路上，纳粹强令苏菲将自己的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交出，要把他们送往死亡营。苏菲竭力想证明自己出身清白，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美貌去诱惑纳粹军官，希望能留下自己的儿女。纳粹军官告诉她，两个孩子可以留下一个，至于留下哪一个，让苏菲自己选择。苏菲几乎要疯了，她喊叫着，她根本不能作出这种选择。纳粹军官的回答是：那么两个孩子都得死。在最后的时刻，苏菲终于喊出：把儿子留下。

苏菲选择了“留下儿子”，但能说苏菲是“自由”的吗？她的选择是“自由选择”吗？在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没有萨特所认定的那种“自由”，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狗屁“自由选择”。诚如刘小枫先生所言：“当存在的结构因某些人的作恶而在本体论上带有罪恶性时，自由的抉择是不存在的。”

我知道本文的话题太过沉重，最后努力说点好玩儿的吧。我这辈子算是改不了“以貌取人”的坏毛病了。在看了加缪的照片之后，我在发出“帅得让人窒息”的惊叹之余，对于他跟萨特先生之间的决裂，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在加缪一边。此时此刻，我似乎是绝对自由的，我做出的选择似乎是绝对的“自由选择”。但是我果真是“自由”的吗？我做出的选择果真是“自由选择”吗？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提出过“往昔之井”的说法，他写道：“我们以为在想，我们以为在做，而实际上只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东西在替我们想与做：远古的习惯，变成了神话的原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获得一种巨大的引诱力，从‘往昔之井’遥控着我们。”

若依了昆德拉的“往昔之井”，人类从来就是、无往而非“不自由”的，遑论“自由选择”。昆德拉的“往昔之井”可不全然是小说家的想象，它起码有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甚至生物学“基因”研究成果的支持。作为一个“被出生”（所以讲求精确的英语表达“我出生”要用be born被动式）生命，某种“集体无意识”，某种基因，早在“我”这副肉躯“存在”之前，即已植入我的精神结构之中，它们就像从时间深处，“往昔之井”伸过来的一只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我们的选择，从而拨弄着我们的命运。

人活斯世，可供选择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显然，萨特所谓“负责”，一是指人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二是指人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前者（承担责任）伦理上并不是“自明”的，逻辑上也未必总能自洽；后者（承担后果）则是一个既然的事实，或者说既定的命运，人无从脱卸，亦无需证明、提倡与号召。人一直是自己的选择的后果的承受者；人非但是自己的选择的后果的承受者，人经常还成为别人的选择的后果的承受者和付出者。比如，如果你不幸生活在二战时期，那么你就极有可能成为战争灾难的承受者与战争成本的付出者，而战争，显然并不是你的选择。

如今，我们或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时代；决定这个时代走向的，或会如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数度发生过那样，不是文化与文明，而是愚蠢与邪恶。这个世界上现在有超过70亿人，而真正能够决定这个世界朝何处去的人，极有可能不超过二十个。“他们”中的任一个人做一次选择，就为成万上亿的人框定了极小的选择的范围。我们其实一直面对的是“他们”选择后的世界，他们中的任一个人，大笔一挥，对于成万上亿的人，就有可能是万劫不复。

萨特的存在主义或可称哲学史上最“励志”，也最具魅惑的神话。欲人英雄般地（主动地）为“自己”（其实当然未必）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与后果，美则美矣，然非圣贤与圣徒莫办；圣贤与圣徒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凡俗之人，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如果说，如哈耶克所言，计划经济是人类“理性的自负”，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可谓人类“意志的自负”。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人类从来不缺乏对人的“终极问题”求“终极”解决的雄心，然这些雄心建立起来的一座座理论大厦，从整体上来讲，都坍塌了，岂惟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从终极的意义上而言，人的终极问题是“在体性”的，从而不可能在人类的历史时间之内解决——人自身并不具备拯救自己的力量。人或正是为这样的根本困境逼迫，所以才会去倾听那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那“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总会在某个命定的时刻击中我们灵魂深处最柔软、最敏感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