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清官，而且“清”得彻底而决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被提升为浙江淳安知县，这是海瑞第一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般认为是海瑞仕途的起点。海瑞任淳安知县凡四年，平时吃的菜都是海瑞自己在后衙种的。为母亲做寿才舍得买二斤肉，成为传遍全城的新闻，甚至都传到了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的耳中。据说胡宗宪不免用大惊小怪的口吻对别人说：你们知不知道，海瑞买肉了，买了两斤肉，两斤哪！海瑞于万历十五年死在都察院右都御史（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长）任上，检点海瑞留下的遗产，最极端的一种说法是，“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区区八两银子，就是这个堂堂正二品的大明高级干部的宦囊，可谓“一清见底”。

可能要联系明朝的官俸制度，方能理解海瑞“一清如水”之卓绝与难能。立国之初，朱元璋给官员俸禄定出了极低的标准，这一标准作为“祖宗家法”为后来历代明帝基本继承，遂造成有明一代官员俸禄之微薄为历代之最。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在明朝，正一品的朝廷大员的年俸也不过米1044石，以下逐级递减，到的海瑞初出仕担任的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则只有米90石，据当代历史学者吴思的《潜规则》根据现在的人民币购买力换算，七品知县每个月实际领到的俸禄只有1100元人民币左右。若完全靠俸禄生活，高级官员紧紧巴巴尚得温饱（远远谈不上基本的体面），中下级官员则只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官俸之微博一方面反向地鼓励或者说“逼”成了贪墨之风，明末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一语道断：“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另一方面也奇迹般地正向地激励了士大夫官员极端化的“砥砺节操”。明太祖朱元璋底层出身，但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越是底层，“道德”热情越容易高涨，甚至膨胀。现代人普遍能接受的观念是“高薪养廉”，而朱元璋反其道而行——“低薪养廉”。以如此微博的俸禄，而又责人以“清廉”，朱元璋一点也不觉着是在“耍流氓”。笔者上中学时，有一次食堂的稀饭里吃出了虫子，学生围住了食堂，要求说法。总务主任出面解释，我还记得他的原话：同学们啊，我们是在对你们进行“挫折教育”啊。哈哈，成人成才，即须恶衣恶食，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嘛；成圣成贤，当然更须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在朱元璋看来，人一有钱就变坏，所以必须以极低的工资来“砥砺品节”。

“薄俸”较之廷杖、诏狱，是更为隐秘的对士人的政治虐待，正以它打的是堂堂正正的道德之旗。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有一段关于明朝“士风”的话，可称痛心疾首：“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

我觉得赵园的这段话是帮助理解海瑞的人格的极好的津梁。把欲望压抑至最低点，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狠斗“私”字一闪念，狠斗“欲”字一闪念。于是我们看到海瑞的“清廉”有时已经带有刻意的、表演的性质。临终前，朝廷补贴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海瑞也要煞有介事算清了退回去。海瑞是如此护惜自己辛辛苦苦维持的清廉的美名，当然不肯为区区七钱银子毁了自己一世清白。

长期的苦节与苦行成就了海瑞大明王朝绝无仅有的“模范官员”的美名，但这种“将施虐转化为受虐者的自虐”，且以“甘之若饴”为最高境界的人性后果却必是灵魂一定程度上的扭曲。海瑞的行事风格，有“常情不可测度者”。

海瑞无后。海瑞曾经有过一个女儿。小女孩五岁的时候，因为饿，吃了一个男仆给的一个饼子。海瑞知道后大发雷霆之怒：你是我海瑞的女儿啊，你还是我海瑞的女儿吗？你怎么能接一个男人给的饼子呢。小女孩被这么一惊吓，从此不再吃饭，最后饿死了。

海瑞曾有一妻一妾，而这一妻一妾竟在同一个晚上先后自杀。弹劾海瑞的御史戴凤翔据此说海瑞“薄于闺阁”，我看还是轻的。尽管海瑞后来辩称其妾自缢是在八月十四，其妻是八月二十五日病死，但日期如此之近，还是难免让人作联翩浮想。海瑞是极端的道德主义者；而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道德讲理的地方。夫妻生活如果成为道德旅行，也是了无生趣的吧。

嘉靖四十五年，吏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向嘉靖皇帝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矛头直接对准嘉靖，惹怒了这位气量本就狭小的皇帝，眼看人头落地，首先冒死上疏论救的是海瑞在户部的同僚、户部司务何以尚。何以尚为此挨了一百廷杖，差点被打死，后与海瑞同下诏狱。多年后，海瑞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何以尚为吏部郎中，是比海瑞低一级的属下，于是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的意思，若论官位是该如此，但你我当年同患难，可是过命的交情，难道就不能客气一点？海瑞坚决不肯。何以尚留下一句“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拂袖而去。

极端的道德主义者眼里多揉不得沙子，对一尘不染的道德理想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思。殊不知，一尘不染的社会事实上并不可能存在；就算存在，这样的社会也未必值得向往、追求。一个“一尘不染”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管控严密从而自由堪虞、活力缺损的社会。

极端的道德主义者以为世界所以如此糟糕，全在小人作祟。善恶不两立，正邪不两立，君子小人不两立，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观念，因为复杂的人性不可能那么截然分明，在善与恶，正与邪，君子与小人之间，尚有辽阔的中间地带。无视昏暴政治的制度之源，以为只要大家都做君子，即可河清海晏，真是太天真了。如果制度本身是“恶”的，极端的道德主义恰恰可以助成其“恶”，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的一大特色就是对“道德教化”始终狠抓不懈，奥秘在此。而这是海瑞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像海瑞这样的人，本只可任职闲曹，作为一种道德的象征，为“圣朝”之点缀。万历皇帝后来评价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但用以镇邪恶，励颓风，又未为无补”，正透露出个中消息，其实这也是朝中主政阁老们的共识。但海瑞不服气，他有澄清天下的抱负，天真而又自负地认为仅凭一腔热血，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就可以肃清天下流弊，整顿官场的歪风邪气。

在海瑞的一再要求下，内阁不得不让步，授海瑞以实权。隆庆三年（1569年），朝命海瑞为应天巡抚，驻节苏州。这是海瑞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职任封疆，为方面之员。结果怎么样呢？海瑞甫到任，即规定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公文后面不许留空白，避免浪费。他甚至亲自分发公文纸张，办事人员须凭一张用完写满的纸张，才可以从海瑞那里领到一张新的。从纯道德的角度讲，当然不能说厉行节约有什么错，但若从制度成本这个角度看，付出的时间成本、效率成本太高了；海瑞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海瑞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娱乐，也不准属下官员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有属下官员偶尔听听戏，海瑞即“欲尊太祖法予之杖”（打板子）；海瑞主政期间，奢华的首饰和甜美的零食亦在禁止之列，具体禁止的项目从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一直到抖缠抖糖和大定胜饼桌席。后来弹劾海瑞的御史说海瑞为政，务为苛细，“有失官体”，显然没有注意到更为严重的一面。明朝时的应天府所辖的苏、熟、常、锡一代经济发达，是工商业特别活跃与繁荣的地方，所以才能承担帝国运转的大部分财税负担。精致的饰品与食品的生产与消费是财富再分配的重要途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海瑞的举措对该地经济活力的斫伤才是更该引起注意的。“玩物”或可“丧志”，但这“物”里也有细民的出路与活路啊。

最后，苏、熟、常地方的地方官纷纷辞职或请求他调，不欲在海瑞属下为吏；苏州一带的大户纷纷搬家，不欲在海瑞治下为民。海瑞的应天巡抚只做了八个月，便遭劾去职。

还是我所佩服的读史者刀尔登君看得明白：“正气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在海瑞这边，只要紧握高尚动机，便问心无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难免有别的感受。”据《明史•海瑞传》，海瑞晚年“劝帝虐刑”，主张恢复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剥皮囊草”之刑以“惩贪”，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海瑞的主张未得实施，不然，那就是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啊。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这是元人王恽夜宿开封府署，缅怀宋代名臣包拯的一首诗。我想，海瑞门前若也有一棵树，这只鸟也会慑于其凛凛之威，“绕树三匝”，不敢栖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