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省城进修，听已故的朱声琦教授讲《说文解字》，讲到“史”字，“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字的篆书字形，下面是一个人的右手持一支笔，上面则是一个“中”字。写史者是否总能做到秉正持“中”不好说，但这个字形包含了一个近乎残酷的事实——成文的历史才是“史”。千万年来，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人和事显然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进入了历史书写从而成为“史”，可谓千不存一，甚至万不存一，亿不存一。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事已经永远沉入时间的黑暗之中，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就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发生过。

朱学勤先生在他的那篇名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有一段话：“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

把这段话里的“思想史”换成“文学史”，亦能，或者当更能成立。不妨换个比喻，文学史如同一列快车，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能够搭上这列快车，从而在文学史的时间序列中占有一席地位；尚有无量的天才与杰作为这列快车拒载或漏载，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他们被委弃于荒滩沙丘，如一粒粒尘埃，无声无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光华或也曾短暂地光芒耀眼，但即随风而逝，千百年而下，迭经沉埋，再也无法浮出历史地表。

元代诗歌一直被认为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大学时学文学史，元诗就那么薄薄的几页，就那么寥寥几个人，刘因，虞集，赵孟頫，还味同嚼蜡。所以我早年即对元诗形成了“元人无好诗”的先入之见。直到有一天，我从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一首：

涌金门外柳如金，三日不见成柳荫。

折枝长条入城去，叫人知道已春深。

拜曹聚仁先生之“博通”所赐，我们得以知道元朝还有一个叫贡性之的诗人。贡性之，字友初，安徽宣城人。沉沦下僚，入明后，避居山阴，躬耕自给，以终其身。除了这首《涌金门外》，他还有一首《吴山投女》亦为时人称道：“十八姑儿淡淡装，春衣初试柳芽黄。三三五五东风里，去上吴山答愿香。”二诗皆清丽可人，可谓“元人而有唐音”者，好过文学史教材里正襟高座的刘因、虞集辈不知凡几。

在同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还凭藉其博通，加以锐敏，从幽冥的时间深处“打捞”出一个叫吕重实的元朝诗人。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写到杨执中时，特地提到一首绝句：“不能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这首诗其实吴敬梓截取的元人吕重实的一首七律的后四句，吕重实的原诗为：

典却春衫办早厨，山妻何必更踌躇。

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

不能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此诗虽属打油，却为打油诗里的极品，好过“文学史”里正襟高座的刘因虞集辈的正经之作亦不知凡几。

以诗来“救赎”日常生活，有两条路径。其一，列身庙堂，餍肥饫甘，而作山林之思，田园之想。这样写出来的诗就是“洗手的水”（此处掠美刀尔登君的比喻），诗未必如其人，诗必不如其人，都是毫不足怪的事。大奸臣严嵩偏有诗句“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城里望山间”“那能归种南山舍，步绕深丛未敢言”，胸襟冲淡，哪像一个揽权纳贿、倾陷善类的奸臣呢；其二，厕身草泽，江湖之远，或贫至箪瓢屡空，不能举火，犹能抖擞精神，“替沉闷的人生透口气”。即如吕重实这首《戏作》，晨炊不继，巧妇难为，想必夫人的脸色也决不会好看，而他老人家举重若轻，指点从容，造作奇语，硬是叫夫人欲生气而不能。此等胸襟与气度，活该收获伟大的爱情。比较这两条路径，前者容易，只需一点天分和才情即可；后者则非才力、气度、胸襟皆卓而伟者莫办。

元末明初儒者苏伯衡曾比较元、明当道对于士人的不同态度。明朝是“取之易，进之易，用之易”。朱元璋是知道治天下还是要靠读书人的，也愿意用读书人。他首创一罪名叫“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就是说，凡是不愿端我们老朱家这碗饭的，统统死啦死啦的。于是有明一朝，广开科举，网罗精英士人“入其彀中”，但又对读书人“求之也必全，责之也必备”，以薄俸虐之，以奴婢蓄之，并动辄以廷杖、诏狱摧残之、折儒之，血肉横飞，斯文扫尽，遂造成中国历史上最无赖也最糜烂的朝代。苏氏显然是身历明初对于士人的暴虐，有感而发。相比之下，元朝对于士人则是“取之难，进之难，用之难”。元朝屡停科举，士人“进身”之难，确为历朝罕见。蒙元是铁血民族，成吉思汗的子孙视武功取天下为理所当然，于文治漫不经意。有元一代，文祸极少。与满清汲汲于对士人诗文寻章摘句，直至杯弓蛇影不同，蒙元“马上抢得天下，以为理所应当，心中坦然，没兴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骂自己”。按照苏伯衡的说法，蒙元对士人只是“不贵之”，不愿在体制内吸纳读书人罢了；但惟其“不贵之”，故“求之也不全，责之也不备”。读书人“进身”（进入体制）无望，于是流落山野草泽，市井江湖，这样反多了些活路，也多了份自由与独立。入明后的苏伯衡，反怀念起非我族类的“先朝”，不是没有缘由的。

而我想到的是，这份自由与独立，该释放出多少绚丽的诗文啊。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承认“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但又注意到，当道固是看文学甚轻，民间的文学活动却往往如火如荼，“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久而弗替，遂成风会，固不系乎朝廷令甲之轻重也”。可惜这些山野、荒村、水滨、市井的吟唱大多gone with the wind，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如此看来，贡友初、吕重实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起码经由后人在文字的旮旯角落“扒拉”而出，连我这样远远谈不上博通的人，也得以读到他们的诗，虽然是一鳞半爪，有朝一日能进入文学史的“庙堂”，也是说不准的事；但更多的人，失踪了，就是失踪了。他们或至今沉埋在时间的深处，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必须要费点笔墨，谈一谈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的文学传播问题。印刷术发明前，诗文的传播主要靠口传和手抄；五代发明了印刷术后，口传和手抄依然是重要的诗文传播途径；宋以后，印刷术日益普及，逐渐代替了抄写，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渠道。唯刻印书籍极费工本，草野之人，若非得贵人资助，想也不敢想。古代文学史的书写确是“势利”的，但这“势利”却也有它的“不得已”——古代的文学传播太昂贵了，非“有钱有势”不能于有数的几种文学传播手段“指挥如意”。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诗人文士多半是政府官员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元朝既“驱”士人精英于山野草泽，我推断元朝文学这一区段为历代文学“失踪”情况的“重灾区”，不是没有道理的吧。

到的现代，印刷术告别了木与刀，迎来了铅与火，日益廉价与普及，加以报纸、杂志这些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史上的“失踪”问题。

1950年夏天，张爱玲受邀参加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整个会场七百多号人，清一色的灰色、蓝色的列宁装、中山装，只有她是一袭旗袍。春江水寒，生性敏感、很识得眉眼高低的张爱玲也许就是这一刻萌生“去意”的吧。1952年7月，张爱玲由深圳罗湖桥出境，先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去了美国——从此离开了祖国大陆。张爱玲这个名字也随即在官方的文学史上消失。直至1985年，张爱玲的老朋友柯灵在《读书》杂志上发表《遥寄张爱玲》，很多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人也不知道张爱玲是何许人也。

2007年，我偶尔读到史铁生的长篇散文《记忆与印象》，第一次知道了梅娘的名字。那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快三年，也算是现代文学专业的科班出身。史铁生有一个中学同学，叫瑞虎，瑞虎家的邻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史铁生和瑞虎都管她叫孙姨。老太太是57年的老右派，那时连工作也没有，大儿子和小女儿又生了同一种疾病。她只好同时给好几家人家帮忙，也就是做保姆。还不敢在近处做，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史铁生写到，“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再后来，孙姨的大儿子和小女儿都死了。再后来，大约是1975年，史铁生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三四十年代就卓有成就的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家当保姆的孙姨。

朱光潜先生早年在他的《谈美书简》中说过一句话，我一直特别喜欢，所以才会在我任教的历届中文师范本科班上不厌其烦地一再引介，以说明一个语文教师的灵魂使命：“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艺术家散布的几点星光。”朱先生说得真是太好了，然而，一个未必人人都注意到的事实是，在遥远的“天幕”背后，在时间的更深处，尚有多少“思想家”、“艺术家”还从未进入过我们的视野。我觉得一个治思想史或文学史的人，对此即使笔下不必有，心中却须有，从而在研究态度上存一份悲哀与悲悯，思想背景里存一份“惘惘的威胁”。

（作者为文史学者、作家，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