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二十八岁的白流苏迫切地需要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求一个经济上的依靠，而这又谈何容易！他们这样的家庭，主动出去交际，会被认为“有辱门庭”；待人张罗，则白流苏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三哥、四哥的几个女孩子眼看着也大了，张罗她们还张罗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她。一个已不年轻，而又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女人，在如此窘迫的环境里，是最容易产生人生的迟暮之感的。小说里有一段：

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霎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谈及张爱玲所受弗洛伊德及西洋小说的影响主要强调了两点，即心理描写的细腻及善于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我们不缺关于迟暮之感的杰出的古典表达，年华易逝的感伤，无计留春的苦闷甚至可说是中国古典诗文的恒常主题；然而是张爱玲一句暗喻“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使得“迟暮”之感才有了杰出的现代汉语的表达。

好在机会说来就来。但这机会起始并不是白流苏的，而是白公馆的老七宝络的。有人给宝络介绍了南洋富商范柳原，白流苏原是陪宝络去相亲的。而宝络所以要硬拉上流苏一起去，是因为四奶奶要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金枝金蝉也带上。宝络看穿了四奶奶的心思，万一范柳原看不上宝络，她的两个宝贝女儿可以顺势替补，小是小了点，再过两年，也就不小了呀。千算万算，不如天算，范柳原确实没有看上宝络，偏偏看上了二十八岁的老姑娘白流苏。

这使得流苏在白公馆的处境雪上加霜。本来对于流苏跟哥哥嫂嫂的矛盾，宝络是可以置身事外的，自己是早晚要嫁出去的人。而现在是连宝络也不同情白流苏了。然而流苏没有悔意，亦不觉抱歉，反感到某种快意：

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吗？早哩！她微笑着。宝络心里一定也在骂她，骂的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可是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这点贱。

其实，当时的白流苏不是只有范柳原一个选择。徐太太在把宝络介绍给范柳原的同时，双管齐下，为白流苏物色了一户姓姜的，在海关里做事，新故了太太，丢下了五个孩子，急等着续弦。但是白流苏最后还是决定把赌注押在范柳原身上，除了一层层必要的利害的算计与权衡之外，一个重要的“驱动”就是“复仇”的快意：

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恶气。

你们不是都想得到范柳原吗？那好，我偏要你们得不到，我来得。流苏的精明与算计（“精刮”），阴狠与决断，如果套用夏志清分析《围城》中孙柔嘉的说法，亦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诚有不得已也。

小说接下来就是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漫长的恋爱“马拉松”。

白流苏、范柳原之间究竟有没有爱？这个问题竟然一度小有争议。我倒是觉得张爱玲首要关心与表现的并不是“有没有爱”的问题，而是爱的“能力”的缺损问题。我的感受是，张爱玲读的越多，越深入，越是倾向于把爱情理解成一种能力。

青年鲁迅在谈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曾说中国人缺少“诚与爱”，我想，鲁迅的意思如果力求准确的表述，即是中国人缺乏“诚与爱”的能力。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如果是病态的，它最严重，或者说最糟糕的后果，便是会造成人的各种能力的缺损。

何止是与“爱”，扩而言之，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的很多东西皆可理解为“能力”，比如比如真诚，比如幸福，比如快乐。

真诚是一种能力，如果一种文化，或一种社会生态，以真实与真相为敌，人浸润其中既久，就会一步步失去真诚的能力。而在一个普遍缺乏真诚的能力的社会里，多数人依然认为自己是真诚的，这只能说明，人是一种多么不自知，又是一种多么容易被自己感动的生物。

幸福，快乐亦是一种能力，很多人不快乐、不幸福，与处境并无必然关联，而是因为他们把幸福与快乐的能力丢失了。这种丢失，可能发生在人的各个年龄段，十七八岁，十二三岁，七八岁，甚至更早。

前几年，有好事者把《倾城之恋》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这极有可能是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糟糕的改编之一。白流苏、范柳原两个人物都被依“感动中国”模式，进行了不负责任地拔高，有情有义，而兼忧国忧民。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香港的宋琪夫妇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对狗男女的故事。宋琪的话可能有点过，如果用张爱玲的原话讲，《倾城之恋》写的就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和一个自私的女人的故事”。白、柳两个人都是“精刮”的，两个人内心都各有盘算，各有算计，整场恋爱才像打太极拳一样，闪展腾挪，对双方的智商都可说是个大挑战。

美国人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讲：“爱绝非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轻易体会的情感，人必须竭尽全力促成其完善的人格，形成创造性的心理倾向，否则他追求爱的种种努力注定要付之东流，不具备本真的谦卑、勇气、信仰与自律者不可能获得爱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倾城之恋》讲的就是一对因自私而失去爱的能力的男女上演的一场恋爱悲喜剧？

接下来，我们尝试分析小说中的两个细部。第一个是张爱玲第一次到香港跟范柳原见面，两人在旅馆里的一段对话：

柳原笑道：“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低头。”流苏抬头笑道：“什么？我不懂。”柳原道：“有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张爱玲笔下的恋爱特别充满人间的烟火气，正常情况下，男女刚开始交往，心理总是设了防的；何况白流苏内心里还别有盘算与算计，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只这一锤子买卖了，她不能输，也输不起，于是她在跟范柳原交往的时候，特别谨慎。正是因了这种设防和谨慎，范柳原的很多无心之言才往往被白流苏理解成语言陷阱。上海人的精刮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什么意思呀，有人善于说话，有人善于管家，我是善于低头的，你不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嘛，于是白流苏才绵里藏针地反击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

许子东注意到，张爱玲极少像她早年熟悉的作家巴金那样写：“咬着牙齿狠狠地说：……”，张爱玲只会这么写：“觉慧道：……梅表姐笑道：……”人物的表情与心思都要通过“道”的内容来体现，她不会加上新文艺腔的说明内容。加上表情形容词的写法是新白话，而她用的是从《红楼梦》、《海上花》一路的旧白话，所以张爱玲的人物对白总能传达丰富的心里信息与心理内容。这是张爱玲小说对白的又一特色。

范柳原所谓“你是善于低头的”究是何意，小说里虽然没有交代，我们作为读者却不妨悬揣。范柳原此言也许非但不是如白流苏理解的是对她的揶揄，相反，表达的正是范柳原对她的欣赏。范是情场高手，阅人无数，为什么偏偏看上了离过一次婚的二十八岁的老姑娘白流苏呢？白流苏让范柳原为之动心的也许正是她身上东方女人的神韵，而东方女性的神韵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女性的“羞感”，至于“低头”这一身体姿态和羞感的关系，我们只需看看徐志摩的诗便会明白。他在写给一个日本女郎的诗中写道：“恰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果真如此，范柳原的一番苦心显然被因紧张与谨慎而神经过敏的白流苏辜负了。第二个细部是他们之间的这场恋爱马拉松正呈胶着状态时，还是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里，一天深夜，范柳原从自己的房间给白流苏的房间打电话，说是要给白流苏念诗。范柳原念的是《诗经》里的四句：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而《诗经》的原文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自然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作者张爱玲把《诗经》里面的这四句记错了；要么是张爱玲利用小说家的权力故意安排范柳园把这四句念错了，也就是说范柳原是故意的。

我反正是不相信张爱玲会把“与子成说”误记成“与子相悦”。“与子成说”与“与子相悦”虽只两字之差，意思却大相径庭。如果说，“与子成说”（我们互相之间发过誓，要生生死死在一起）表达的是对待爱情的理想主义的态度的话，“与子相悦”表达的只能是对待爱情的现实主义甚至犬儒主义的态度；如果说“与子成说”承诺的是终身之事，“与子相悦”许诺的只是露水姻缘。范柳原像所有的有钱人一样，对待婚姻是谨慎的。因为婚姻不仅须上闻于家族，更意味着财产的分割。这自然不是说他对白流苏就是虚情假意，只能说明理性的他起初是无意以传统的婚姻的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能给白流苏的顶多就是一个情人的名分。由此，范柳原“念错”诗的用意昭然若揭：他无非是要以隐晦然而体面的方式提醒白流苏接受做他情人的名分。只是这番良苦用心自非不识多字的白流苏所可意会，活该这场恋爱谈成恋爱马拉松了。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余斌《张爱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3]许子东《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4]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