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来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为“钻故纸堆”。其实，这“故纸堆”鲁迅也是很钻过一阵的。从1912年履职教育部，到1918年“出山”为新青年写稿，凡六年，是鲁迅一生当中最寂寞的时光。那时鲁迅在北京还没有房子，寄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白天在教育部上班，晚上则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抄古碑，整理古籍。鲁迅的校订《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编《会稽郡故书杂集》，写《古小说勾沉》，写《中国小说史略》，均开始或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些工作非“整理国故”而何？非“钻故纸堆”而何？

        且据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的回忆和曹聚仁《鲁迅评传》中的记述，鲁迅此番“钻故纸堆”在袁世凯紧锣密鼓搞复辟的那两、三年，也就是差不多从1913年到1915年，还意外多出一重“功能”，那就是“避祸”。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执掌的特务组织“军政执法处”，比之后来戴笠的“军统”亦不遑多让，很多年轻人说“失踪”就“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谓“儒以文乱法”，袁世凯对北京的文官系统尤加“关照”，于大小机关，密布眼线，偶有不服与不从，即可招来横祸。当此人人自危之际，钻故纸堆，示外以老死牖下，于时事不闻不问，和刘备当年在许都于曹操眼皮子底下种菜，韬光养晦，远害全身，殆同一功效也。

       当然，此种“让领袖放心”的避祸之道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吃喝嫖赌，文言的说法叫“醇酒妇人”，也就是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作践来达到避祸全身的目的。但吃喝嫖赌需要钱，而鲁迅没钱；即使有钱，自律甚严的鲁迅亦必不取。

       既不缺钱，复智虑深沉，能申能屈的蔡锷就不一样了。1913年，云南督军蔡锷（号松坡）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面对雄猜之主的疑忌，蔡锷率先在拥戴袁世凯做大皇帝的劝进表上签名，伪示效忠，又不时出入于京城的秦楼楚馆。一时灯红酒绿，美腿纷陈，本让袁世凯心怀戒惧的这位天才军事家摆足了一副得乐且乐，且乐而不思“彩云之南”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风流做派。

       蔡松坡的这番“骚”操作果然奏效。袁世凯戒惧之心稍懈，便让蔡锷寻得空子，又得名妓小凤仙之助，逃脱虎口，如云之南。1915年12月，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揭起讨袁大旗。仗剑一呼，全国响应，遂宣告了袁世凯帝制美梦的终结。

       中国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度，政治上的雄图亦须迂回地以道德为号召，为凝聚。所以几乎历朝历代皆宣称“以孝治天下”；所以本贪财、好色的流氓无赖子刘邦，进了咸阳之后，“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近”，俨然正人君子，范增一下子就看出“此其志不在小”，奈何项羽不懂这个道理耳。反之，道德上的污名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示人以“无他志”、“无异志”，从而得以远害全身的不二法门。

       以此理逆推，诸多历史之谜或可迎刃而解，比如：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他太干净了，而已。

       南宋中兴四大名将里，刘光世资历最老，却贪生怕死，复贪财好货。此人虽与金人有杀父之仇，却每与金人战，一触即溃；张俊打起仗来本事不大，聚敛财富却有一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十月，张府招待宋高宗赵构一顿家宴，那张极尽奢华的菜单是中国烹饪史上的重要文献；韩世忠倒是能打仗，但好色成性，除自己妻妾成群外，部将妻女稍有姿色者，多难逃其手。

       只有岳飞，不怕死，能打仗，而又不爱钱，不好色。

      一个过于爱惜、经营自己的声誉，而又手握重兵的人在官家（宋代称皇帝为“官家”）眼中是最危险的。

      海瑞曾评张居正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张居正身前尽享威福，身后起初也备极哀荣。皇帝翻脸，夺爵，抄家，长子张敬修自杀，余子充军，已经是居正死后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就算张居正“拙于谋身”，他也不是拙于谋自己之“身”，而是拙于谋后世子孙之“身”耳。真正当得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其岳武穆乎？

       对武人的猜防，是赵宋皇室的政治基因。自太祖赵匡胤起，便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国族之间有争端，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所谓花钱买和平，也不欲多劳动刀兵，以防武人借机做大。在这种既定的权力结构里，一个手握重兵的武人，已足以影响官家的睡眠质量；如果这个武人更兼以道德上无可挑剔，官家不起杀心他简直就不姓赵了。

       更何况岳飞这人还颇“骄横”。和岳飞差不多同时的朱熹和叶水心都对此都有过批评。我想这骄横也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主要还不在功高，而在其道德上的“无暇”、“无私”。无私是优点，惟因无私而无畏，什么都想说，敢说，认为自己不管说了什么，官家都会以“一秉忠心”，而加优容，那就是政治上的傻冒了。绍兴七年，岳飞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奏请皇帝建储。官家无子嗣，建储就意味着要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山拱手他人；何况，官家虽无子嗣，但春秋正盛，还在后宫辛勤耕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收获。要知道，五代冯道所以能历事四朝十一主而不倒，“不预废立”是一个重要的窍门。对于岳飞的奏请，官家的回答是：“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你听到官家“玉音”背后的杀伐之声了吗？

       说到底，岳飞这样的人还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啊。他自以为是清廉无私、直道而行的忠臣，而在官家眼中，劣迹斑斑的张俊之流才是可以让自己放心的“忠臣”啊。如同晚清岑春煊、瞿鸿禨反腐败，欲扳倒庆亲王弈匡，最后所以失败，亦是因为岑春煊之流亦“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耳。岑春煊说庆王是奸臣，而在慈禧眼中，庆王正以其“贪”，而让慈禧不疑其“忠”。贪不仅不可恨，反是庆王所以独蒙“帘眷”一个重要原因也说不定。

       在险恶的政治生态里，“醇酒妇人”可以远害全身，直道而行则难免自蹈死地，这也是中国历史特殊“国情”之一端吧。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小年夜，岳飞赐死，其子岳云，部将张宪皆斩于市。

       770多年后，袁世凯为做皇帝，连宋教仁都敢杀，一时可谓人心惶惶。怎么办?有钱的蔡松坡便去吃喝嫖赌，泡小凤仙；没钱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便只好躲到绍兴会馆里钻故纸堆。

       明人洪应明《菜根谭》有言：“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名污行，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说的似乎是日常的处世之道，却分明让我们照见中国历史的阴森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