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力千钧，加之身后的特殊身份，其文字伤人之深，甚至偶或误伤无辜，大概是迅翁当初落笔时未曾虑及的——迅翁也许只是对事不对人，所谓“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他哪里会想到自己的文字在若干年后会成为别人手中进行“政治扑杀”的大棒呢！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为鲁迅“骂”过的诸多文化名人大多得以抖落历史尘埃，“重见天日”，即使是“宿敌”如陈源（西滢）、梁实秋者，作品亦得以重新出版，名声甚或如日中天。然而，被鲁迅讽刺的利刃砍杀过的一些小人物，因为位卑人轻，遂致沉冤莫白。周木斋或许就是这些“沉冤莫白”者中的一个。

1933年，日军侵占榆关，北平告急。北平的大学生为避战乱，颇多逃难者。有周木斋者在《涛声》二卷四期上发表《骂人与自骂》一文，称“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随即化名“罗怃”在《涛声》二卷五期上发表《论“赴难”与“逃难”》一文，观点和周木斋正针锋相对，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

鲁迅所以对周木斋的论调特别反感，恐怕不仅仅是出于“不死无益之事，务留有用之身”的现实考量——连武器也没有的大学生，至多是“赤手空拳，骂贼而死”，也许因此成了烈士，但“于大局依然无补”——可能也是因为周木斋此文与“当局”的态度暗合，有意无意间给“当局”帮了腔的缘故。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对学生的“暂缓考期，提前放假，请假离校”等“逃难”行为也是持弹压态度的。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的组织，为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1933年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便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鲁迅为此也曾写了《“逃”的辩护》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的“流氓政治学”予以抨击。

据鲁迅《<论“赴难”与“逃难”>补记》，就在周木斋的文章发表十来天后，部分没有罢考“逃难”的北平学生因为集会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回的罪名却是“藉口抗日，意图反动”。学生端的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鲁迅有诗曰：“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世事又一次以近乎荒诞的方式证明了鲁迅的深刻与洞见。

由此，周木斋的论调竟与政府当局“一鼻孔出气”，鲁迅朝他掷去“匕首”与“投枪”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若论观点，我是愿意站在鲁迅一边，也属于“逃难党”的；但若念及少年血气（木斋先生时仅23岁），涉世未深及危若累卵的国家处境，“即使不赴难也不应逃难”之论，即有未当之处，不亦可伤、可悯？

后又有所谓“鲁迅笔名事件”。1933年，鲁迅以“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杂感。鲁迅以笔名出之，本有出于躲避国民党“文网”的安全考虑，后来“何家干就是鲁迅”暴露之后，考虑到当时愈来愈紧张的政治空气，于鲁迅自然有所妨碍。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言”里就自己的笔名所以暴露下“考语”说：“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把“告密”的罪名安在了王平陵与周木斋头上。这段“考语”于王平陵并不算冤枉，王平陵本来就是“用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人，因为“傍”上了蒋介石的文学侍从之臣张道藩，成为国民党书报审查制度的具体执行者，被他迫害过的进步作家不知凡几，向当局“告发”可说正是他的“本职”。王平陵，江苏溧阳人，于江苏武进人的周木斋是常州同乡，平时或有过从和交集，“何家干就是鲁迅”的“秘密”，很可能就是经由王平陵传至周木斋耳中的；但若论起本心，则周木斋固然在《第四种人》（《涛声》1933 年第2卷第14期）中点出“‘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然持平求实，决无陷迅翁于不利之本意，而迅翁以之与王平陵同俦，可谓冤枉。顺便说一句，现在连王平陵这样的人在其家乡溧阳都已经可以纪念了，常州的“平陵广场”和“常州平陵高级中学”显然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世事翻转，有鲁迅先生也难以逆料者。

据当时的《涛声》编辑曹聚仁先生言，鲁迅原本以为周木斋系“某人”之化名，后在曹本人邀集的一次饭局上第一次见到了木斋先生，始知确有周木斋其人。而且鲁迅对周木斋印象不坏，先前之“不快”与“猜嫌”已然冰释，且于后来在诸多文化活动上互相扶助，互为奥援。周木斋行事为人属忠厚笃实一路，正是鲁迅所喜欢的那种。鲁迅自然不会料及1949年以后，自己的只言片语也会“上纲上线”，被人拿来作“阶级扑杀”的大棒，周木斋“反动文人”的帽子就这样一戴就是大半个世纪。

按周木斋，1910年生人，也就是说，1933年他与鲁迅以文字“交手”时尚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木斋本名朴，号树榆，江苏武进人。192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毕业后，往上海任大东书局编辑，曾为《大晚报》编辑社会新闻，后又兼编该报文艺副刊《火炬》。后日寇紧逼，国事日蹙，仅从事编辑工作已难餍其匡时救世的热忱，于是下海执笔为文，成三十年代上海滩数得着的杂文家。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直接影响下从事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 政治批判的杂文家群体中，周木斋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在极短的创作时间内，周木斋的杂文产量丰富，后结集出版的即有《边鼓集》、《横眉集》、《消长集》等，他和唐弢、徐懋庸三人可称是三十年代上海滩“鲁迅风”杂文的“三剑客”，将来若有人写现代杂文“鲁迅传统”的生成与流变史，他们三人的“绍述”之功是绕不过去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木斋先生生活渐陷绝境，而他工作起来又是那种拼命三郎作风，终至积劳成瘁，1941年以肋膜炎死于上海，年仅31岁。周木斋是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无数痛苦、忧愤而又时刻不停止努力的青年的缩影。战时状态，死人盖寻常事也，加之周家本清贫，丧仪简单得很，唯一的挽联竟是木斋先生老父的手笔：

尔抱定宗旨，惟立说著书，为民族竞争，国家奋斗。

我渐就衰颓，看孤孙寡媳，将如何扶植，怎样安排？

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读之令人恻然。

柯灵先生在木斋逝世之际，即写有《伟大的寂寞》的悼念文章，对木斋的为人与为文极力称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柯灵先生联系上木斋先生的未亡人，为《周木斋文集》的出版上下奔走，可惜竟无结果，以致坊间至今并无一本木斋先生的专集（我印象中如此，或有误也未可知）。柯灵先生写道：“鲁翁一言以兴邦，受之者终身受用，津津乐道；而一言丧邦，往往使受之者沉冤莫白。”此亦可叹也。

注：经仔细查证，文中所谓“坊间至今并无一本木斋先生的专集”，不确。就现有的资料，最起码有198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卢豫冬教授重新选编的《消长新集》、201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周木斋·周黎庵·金性尧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