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是漫长的“恋爱”终需一个结局，如同小说终归要有一个结尾。尽管在张爱玲的安排下，不识多少字的流苏在这场恋爱“马拉松”、智慧考验战中，凭藉精明与精刮，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同样精明与精刮的范柳原，几能打个平手；但最终的结局却几乎是没有悬念的——相比柳原，流苏再怎么精明，总属弱势的一方。流苏最后选择妥协，接受了做范柳原情妇的安排。范柳原出钱把流苏在香港安顿好，便准备到英国伦敦去忙生意上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打到了香港。海上的航线被封锁，没有走成的柳原不得不又回到白流苏的身边。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生造了一个词，叫“时间上的临界点”：

我相信，会有这样一些时刻，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哲学家。比如，当我们弥留之际，死亡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话题，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死神簌簌作响的裙摆的时候；比如，当诸如地震这样无法预知的灾难突然降临，生命一下子变得如此脆弱的时候……就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猛击我们的灵魂一下，琐碎的人生的所有浮华与喧闹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开始倾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把这样的一些时刻称为“时间上的临界点”。如同死亡，天灾，人类的战争也是这种意义上的时间上的“临界点”。作为时间的边界，战争意味着安稳的日常生活的尽头。在战争的环境下，人的生存为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谁也说不准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生命一下子脆弱如风中的芦苇，甚或如大火中飘飞的纸屑。曾经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算计和贪欲、奔谒和荣宠、忧患和得失，在巨大的不确定（“无常”）面前在通通成了空幻的喧哗，或是面目可憎的窃窃私语。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打到香港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读书，经历了香港沦陷的全过程。张爱玲后来在回忆香港战事的散文《烬余录》中写道：“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虽然这些“一刹那”旋即“又被重重的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香港战事正酣时，许多人受不了无牵无挂的空虚绝望，急于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没结婚的人都赶着结婚了。报纸上挤满了结婚广告。张爱玲写到一个到防空总部办公室来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的男子，“平日里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或者就是个范柳原式的玩世不恭的浪荡子也说不定，可是现在到这里来借汽车，一等几个小时，时不时地与新娘子默默对视，眼里满是恋恋不舍之情。“朝不保夕的环境教他学会了怜取眼前人，珍惜到手的东西”。《张爱玲传》的作者余斌猜测“张爱玲正由此得了《倾城之恋》的创作灵感也未可知”，应该说是有眼光的。

正是在这样的战争的环境下，范柳原、白流苏两个人的内心都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原本自私的男人和一个原本自私的女人，对生命都开始有某种程度的反省，灵魂亦哪怕是短时间地变得澄明与柔软，小说也在快要结束的时候，终于从琐碎、无聊的“高级调情”中突围而出，升华出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香港的“倾城”大祸，意外地收拾了白、柳之间的爱情“残局”，范柳原动了跟白流苏结婚的念头。

小说写到这里有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香港的“倾城”大祸使得白流苏、范柳原在一片片废墟及或远或近的枪炮声中，对人生及生命的真义有了某种程度的觉悟与觉醒。钱财、地产，这些原以为可以天长地久的一切，在巨大的不确定的时代里，全不可靠了。范柳原赖此“觉悟”与“觉醒”，回归平实的生活；白流苏则拥有了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如意”婚姻，解决了后半生的经济依靠问题。

但也仅止于此了。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不愿意说“长相守”啊，“永不分离”啊这些滥调；而只是说“这一刹那彻底的谅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流苏知道柳原是个“没长性”的人，于是才希冀靠着婚姻可以拴住柳原；现在婚姻有了，可以拴住柳原了吗？可以拴住柳原的人，能拴住他的心么？人的觉悟与觉醒总是偶然的、暂时的，自私、冷漠，玩世、苟且或才是人性的常态。小说到最后，张爱玲没有忘记交代：“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别的女人听”，然而，流苏应该是知足的，因为这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生活和人性的真相依然残酷，容不得太多、太高的理想主义，也容不得人太多的希冀与指望。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可说依然是虚无的。这里不妨插说一句，张爱玲让人感佩之处在于，对待爱情的态度虚无，对待婚姻的态度又极认真。先是对胡兰成，后是对赖雅，张爱玲都做到了仁至义尽。尤让人愤愤不平的，胡兰成还是个人渣。

然而傅雷先生站出来表示他的“不满”了。《倾城之恋》甫一发表，傅雷便以“迅雨”的笔名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于盛赞张的《金锁记》的同时，对《倾城之恋》提出严厉批评，关键的一段是：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我曾在课上给学生区分过优秀作品与伟大作品。优秀作品所抵达的精神高度是普通人皆可抵达的精神高度。所以人在阅读优秀作品的时候，经常会产生“共鸣”的心理体验；伟大作品则不同。伟大作品所抵达的精神高度，是普通人难以抵达，仰视也未必能见的精神高度。所以人在阅读伟大作品的时候，很难产生共鸣，而是产生讶异、震撼等心理体验。

现在可以把傅雷的意见“翻译”成大家都能懂的了：他是在批评《倾城之恋》抵达的精神高度太低了。在傅雷看来，文学就是是一种精神探索。这种精神探索，可以是向下掘进，也可以是向上寻求超越与超升。他所以击赏《金锁记》，就在于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彻底性”。《金锁记》中，张爱玲唯一一次向下掘进，让曹七巧“彻底”地“没入没有光的所在”，达到了人类精神探求上的惊人深度。在傅雷的期望中，《倾城之恋》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精神探究的路径，即向上攀升，向上寻求超越与超升。遗憾的是，它太“不彻底”，他只抵达了一个普通人皆可抵达的精神高度，那就是一般人身处战争的环境下，都可能会产生的那点觉悟与觉醒：人世无常，人生无常，珍惜身边，怜取眼前，结婚好好过日子吧，“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傅雷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他翻译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他极力推扬在法国其实呼声并不高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都跟这种“英雄情结”有关系。怀抱这样的“英雄情结”，自然会对《倾城之恋》的“市民”情调深致不满，因为在他看来，那就是怯懦、虚无、轻佻、苟且。傅雷在给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写的“译者序”里有一段话：“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五十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贝多芬的启示。”傅雷写下这段话是在1935年，那年张爱玲才15岁，尚未出道，所以这段话当然与《倾城之恋》无关；但若移用过来作为对《倾城之恋》的批评，起码就傅雷的文学观念看来，可称“若合符节”。

但张爱玲会接受傅雷批评的好意么？她的《自己的文章》可说是对文坛大佬傅雷的老实不客气的回应：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一口气粘贴了那么多，难免有“骗稿费”之嫌，奈何爱玲老师说得太漂亮，而且高明。我想，傅雷先生看到，也会深感“后生可畏”，从而“三思”自己的冒失的吧。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多为悲剧，而《倾城之恋》却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虽然这“圆满”多赖历史的偶然（香港的“陷落”）。白流苏的故事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少有的“出走”而“成功”的例子，虽然这成功难免让女性主义者们大摇起头。“娜拉们”的“出走”的前提和基础是女性自我意识，或者说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出走”是为了摆脱依附性，争取自由与独立；而白流苏可说是五四时代潮流的“逆行者”，她的“出走”是为了寻求一个可靠的婚姻，使自身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变得更牢靠，更稳固。

你说，白流苏是“丰富”了，还是“庸俗”了五四新文学的“出走”传统？这些都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如果套用许子东的说法，鲁迅凭藉他对国民性的揭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座山，张爱玲则以对人性的洞烛、接纳与体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条河。多少作家都被鲁迅这座大山给遮住了；而张爱玲是一条河。这条河兜兜转转，穿越现代中国文学的重峦叠嶂，哪怕“万山不许一溪奔”，奈何人性有它的坚韧与坚持，哪怕是迭经沉埋，最终“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