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是把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伤逝》作为对其两年前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表达的思想的呼应，也就是说，《伤逝》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精神“图解”。

鲁迅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即使是在相信某种东西的时候，也由于他一贯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同时对这种东西保持警惕。比如鲁迅确实相信过进化论，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但他同时又发现“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因为相信进化论，鲁迅也一度相信过历史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但同时他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发现“近乎永恒的轮回”，哪有什么“进化”可言！或正以此，鲁迅终身无法摆脱对“故鬼重来”忧惧。周作人所深喜的《旧约圣经》里的那句名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来的事后必再来，日光地下并无新事”，鲁迅也会深以为然的吧。

1918年，鲁迅开始为《新青年》杂志写稿，正式加入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加入新文化阵营，意味着接受了《新青年》同仁们的启蒙主张。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所以运动的主将们难免夸大思想觉醒、精神觉醒的作用与意义，譬如破竹，只要开一个口子，即可就势迎刃而解。思想、精神的觉醒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口子”。而鲁迅却由于他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一面从事着启蒙的工作，一面又不断地表示对启蒙的怀疑。《狂人日记》中，他在小说前面的文言小序里别有意味地交代故事的结局：狂人最后已经被治愈，而且“赴某地候补矣”。这就意味着，作为先驱者、先觉者、“精神界之战士”的狂人最后又汇入庸众之中，成为庸众中的一员；《药》中，牺牲的烈士，革命者夏瑜的血，“算是白流了”，他的死不过为酒楼茶肆的看客们嘬牙花子提供了新的谈资；《孤独者》中，先觉者魏连殳起初志在启蒙，却为冷遇和迫害所包围，最后是孤独与寂寞的死亡。鲁迅特地写了魏连殳死后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表情；《在酒楼上》中，敏捷精悍，颇具狂飙突进的五四之风的热血青年吕纬甫，十年后即沦落为一随遇、潦倒的中年人，终为现实的琐碎与平庸掩埋。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鲁迅192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他无非是把自己在小说里已经用形象的方法表达过的对启蒙的怀疑，再直接地申说一回罢了。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或就是这回他对女子“经济权”、“生存权”的特别的强调。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鲁迅似乎总能在别人都兴高采烈，“浩歌狂热”的时候，敏感到潜伏的危险，并发为警世的惊雷。娜拉出走的一声门响，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多少人为之欢欣鼓舞啊，而鲁迅却偏能“于天上看见深渊”，他设想的出走后的娜拉的可能的结局竟然是：若不甘心被饿死，“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堕落”就是沦为妓女或社交场上的高级交际花；“回来”就是重归家庭，重新回到丈夫海尔茂身边，继续充当海尔茂的“玩偶”，让“个性”啊，“尊严”啊，“独立人格”啊等等，统统见鬼去。鲁迅说：

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觉醒诚然是可贵的，但往往也是奢侈的。因为“觉醒”本身并不能变出一日三餐，“觉醒”也并不能自动产生基本体面的生活。用现今的流行语来讲就是“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鲁迅继续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鲁迅在诸多方面显出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独特，特别看重经济，或者也就“直白地说”吧，特别看重钱，是其中重要一端。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嘴硬”；毛泽东未必能想到的是，鲁迅的骨头所以能硬得起来，却离不开鲁迅牢固的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支持。1925年，鲁迅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后，想得较多的也是如何积蓄足够的钱，为将来共同生活的基础，大概在鲁迅看来，没有了钱，爱情的成色也会打折扣的吧。

接下来，就是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所谓“财务自由”，若翻成英文，则最好不要望文生义地译作financial freedom，而应译为financial independence。独立（independence）是自由（freedom）的前提，或者说，“自由”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意。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坚强后盾与实际保障。

鲁迅1925年写成的小说《伤逝》与两年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有显而易见的互文关系。涓生与子君都是那个年代的觉醒者。觉醒首先是人自身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意识的觉醒，它自会让人焕发出一种“冲决网罗”的勇气与力量。我们发现，就勇气与力量而言，后觉者子君不仅丝毫不让于先觉者涓生，反比涓生显得更为干脆与果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多么掷地有声！于是先觉者涓生从中看到“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子君这个人物让我产生的一个感受是，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里，作为弱者的女性或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爱情的幻觉，因为她们太需要爱情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与支持；可以作为我的这种感受的“反证”的是，越是优秀的女性，对于爱情的态度越是容易倾向虚无，因为她们不必倚靠男性，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有意无意“逼”自己去编织“爱情”的幻象。

然涓生与子君对于爱情的理想主义理解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终于难掩其苍白与虚无。起初会馆里的热恋，饱食暖衣，饭后茶余，“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当然是让人欣喜与激动的；一旦搬出会馆，“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似乎是水到渠成地开始了同居生活之后，则需要面对每日里川流不息的琐碎日常。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已经开始渐渐磨损爱情的光泽。“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句涓生对子君说过，后来经常被人作为励志金句引用的话，恰是两人关系中“厌倦”已然开始萌芽的证明。凡人的生存无非是日复一日的单调流年，“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始终处于“沸腾”状态的生活本无处寻觅。爱情的出路需于生活的琐碎与庸常中觅得，爱情的真味亦需于生活的琐碎与庸常处品尝。或正如梁启超那封致婚变中的徐志摩的“规劝信”所言：“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否则，抱定高入云霄的理想主义，爱情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爱人必须时时更新”了。我挥之不去的一个感觉是，果有一个男人如涓生那样对一个女人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他的潜意识里，需“时时更新”的，或并不是“爱情”，而正是“爱人”。

就在“爱情”在日常生活的庸常与琐碎面前渐显无力而岌岌可危之时，命运又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致命一击：作为小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的涓生失业了。这个突发事件无疑加深、加重了二人间本已有的隔膜。失业初临，二人尚能强打精神，子君口头上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但声音却是浮浮的，显得空洞，连她自己也未必相信的吧；涓生则一再说这只是“极微末的小事情”，并且马上开始着手写小品，译书，指望用稿费来维持生存，心却不时“跳跃着”，这自然是随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而来的惶恐。

无奈现实是太坚硬了，容不得丝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基本的一日三餐，基本的维持尊严与体面的生活，都不是知识分子动动嘴皮子、笔头子那般，可以脱口而“出”，摇笔即“来”。

当基本的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涓生最终对子君说出了那句直接导致子君出走，继而死亡的话：

我已经不爱你了。

问题在于，涓生是如何使自己相信，他当初就是“爱”子君的呢？我的感觉是，涓生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爱”过子君。我一直相信，真正的爱情，必有力量，不会那么不堪一击；我也一直相信，这“真正的爱情”肯定存在，只是这爱情与大多数人无缘，因为它对人性的要求太高了，如美国人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言：“爱绝非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轻易体会的情感，人必须竭尽全力促成其完善的人格，形成创造性的心理倾向，否则他追求爱的种种努力注定要付之东流。不具备本真的谦卑、勇气、信仰与自律者，不可能获得爱的满足。”凡俗之人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综合小说中涓生的种种表现，他的肤浅，他的自私，他的毫无责任感，使我们几乎可以认定，涓生就是基本上不具备“爱的能力”的人。

我觉得，把英文里eros翻译成“爱欲”的翻译家真是天才。其实对于涓生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凡俗之人，多数情况下，是误认“爱欲”为“爱情”了。换句话说，爱在涓生那里，顶多就是“爱欲”，远远没有抵达“爱情”的层次。而由“爱欲”维持的关系，不管是情人，还是婚姻，总是不堪一击，最后难免一败涂地的。

而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一句“我已经不爱你了”对于子君是致命的。哪怕子君已经明明感到“涓生已经不爱我了”，但只要涓生不明言，子君也就会继续说服自己去相信“涓生还是爱我的”。毕竟，对于虽有所谓“觉醒”但视野偏狭一如传统女性（这“觉醒”与“偏狭”是一对矛盾，“觉醒”得太快，视野和识见跟不上，是造成子君的悲剧的一个原因）的子君，涓生的“爱”就是她维系残生的唯一希望。世间有多少婚姻就是靠了这种“自欺”，方得以维持。这说起来触目惊心，其实正是人世残酷的真相。然而涓生明言了，子君已经退无可退，她最后的出走与死亡几乎就是注定的。

小说里接下来就有了鲁迅那声著名的浩叹：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我在多次转述的时候，总是照顾鲁迅的原意和现在汉语的表达习惯，把这句话转述成“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在鲁迅看来，生存与爱情，就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思想家，固然是越现实、越清醒越好；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作家，是不是同样如此？

刘震云说过一句很好的话：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正因为“理想”在现实中遭围堵、囚困，四处碰壁，走投无路，所以人类需要文学。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供我们人类安放“理想”的一个所在。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囚笼与噩梦，小说却不可以把“囚笼”与“噩梦”当成全部来写。在王小波看来，小说，或者说文学是事业所以迷人，就是可以做一些“囚笼”与“噩梦”以外的事情。我相信王小波的意思必是想说，文学不负责反映现实，文学只负责对现实的“超越”，文学就是现实围困中的精神突围，就是哪怕当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否定“爱情”的时候，依然要以一千零一个理由说出对爱情的“含泪的肯定”。

我曾在文章里比较过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对于《简爱》来说，是“既然如此，我宁愿不爱”，让爱情受制于世间法则；对于《呼啸山庄》来说，是“即使如此，我要爱”，是哪怕明知前面是万丈悬崖，粉身碎骨，依然勇于奔赴。

《伤逝》写的是爱情的囚困与溃败；《呼啸山庄》写的却是爱情的超越与超升。《伤逝》里现实战胜了爱情；《呼啸山庄》则让爱情战胜了现实。甚至当事人肉身已入坟墓，爱情依然没有停止它尖利的“呼啸”：

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呼啸山庄》结尾）

如果把现实性作为文学的衡量，《呼啸山庄》不能跟《简爱》，也不能跟《伤逝》相比；但就文学的精神高度而言，《简爱》与《伤逝》又都不能跟《呼啸山庄》相比。《简爱》与《伤逝》传达给我们的关于“爱情”的经验与我们在现实世界里形成的关于“爱情”的经验是具有同一性的；而《呼啸山庄》中的“爱情”则远远超越了人类日常经验可以理解的范围。艾米莉•勃朗特以她近乎是超凡入圣的精神伟力让爱情成为一种与现实，甚至与人自身对峙的伟大力量。在艾米莉的文本世界里，爱情既属于人，又不属于人，爱情是人身上的一种“神性”。“爱情是那么强烈，它可以把人摧毁，把你的理智摧毁，把你的肉体摧毁，而它永远存在”（《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它的巨大的成全力与同样巨大的破坏力让人在讶异、惊愕之余，唯有震撼。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或多如涓生一般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放弃理想，放弃爱情，选择妥协与庸碌；但在文学的文本世界里，爱情却可以从现实的围困中超拔而出，成为来自上天的一团辉光，“照亮你的生命，永远照亮你的生命”。（《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

我这样说像是在批评《伤逝》，其实就是表达我的一个经久的困惑：在现实的世界里，爱情没有出路，所以在文学中我们也不给它出路，是不是某种“精神贫弱”的表现？一味地让爱受制于生存问题，吃饭问题，是不是对爱的价值的贬损？

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的反思与检讨是为必须，则这种反思与检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鲁迅这个作为“民族魂魄”的巨大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