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的启示

柯西莫从12岁那年的一天中午拒绝吃午餐桌上的蜗牛开始，就逃到了树上去生活，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陆地半步，一直到65岁那年攀附上热气球在海上消失（坠海而亡），也就是说，他在树上度过了大半生，从而“创造了超越尘寰的另一种生存形态”。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讲述这个童话一般的故事用的却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男爵柯西莫的生活作为神秘的灵异事件来书写，而是遵循地上的人所可想象的日常逻辑。柯西莫逃到树上的第二天，接受了他的弟弟，也是小说的叙述者比亚乔送给他的被褥等生活用品；柯西莫逐渐学会了在树上生活的一切本领，他在树上钓鱼和打猎，用剩余的猎物跟地上的人们交换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柯西莫在树上渐渐长大以后，跟邻居的女儿薇娥拉有了一段起初轰轰烈烈最后让他痛不欲生的爱情；他在树上读书、写作，并且跟当时欧洲的很多大哲学家通信；他在树上设计并修建了一条“水渠”造福桑梓；他甚至在树上领导一次森林烧炭工人的罢工。他在树上出席他姐姐巴蒂斯塔的婚礼，并且一直等到举行婚礼的房间所有窗口的灯光都熄灭了才最后一个离开，小说中写道：“他躲在一棵梧桐顶上，挨着冻，望着灯火辉煌的窗子，看着我们家室内张灯结彩，头戴假发的人们跳舞。他的心里曾经涌起什么样的情绪呢？至少曾经稍稍怀念我们的生活吗？他曾想到重返我们的生活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容易跨越吗？”在地上的时候，乖张、任性的姐姐巴蒂斯塔，狭隘、虚荣的母亲让柯西莫那么难以容忍，逃到树上生活之后的柯西莫反而焕发出动人的、细腻美好的情感，产生了对地上的人的深切怀念。他的母亲弥留之际，他在树上用鱼叉叉了一瓣橘子送进他母亲的嘴里。

文学离不开想象力，这已近似老生常谈的“常识”。上帝是吝啬的，人类作为上帝的“造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限制，比如就飞翔的本领来讲，人甚至不如一只小鸟，人类想飞，但是事实上却不能飞；但上帝又是公平的，他赐予了人类以想象力，其实只有在想象的或者说虚构的世界中，人类才是绝对自由的。如此，想象力则不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段，它也是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之所系。已经有有识之士指出过中国文学的“想象力的贫乏”，这样的批评初看起来，殊不可解：我们有《西游记》，有《聊斋志异》，孙大圣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怎么能说我们的文学缺乏想象力呢？读了卡尔维诺，我们或许会明白，真正伟大的想象力并不是创造一个神神怪怪的灵异世界，而是创造一个看起来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但事实上又是遥不可及的世界，就像男爵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世界。

我是早过了迷恋某一个作家的年龄。况且迷恋卡尔维诺的人多了去了，我这个后来者恐怕还排不上队。有一个事实是，我长久地迷恋着《树上的男爵》中男爵柯西莫在树上奋力攀援、跳掷翻腾的身影，柯西莫下到最低的一根树枝的时候，他距离地面只有一尺来高，而这一尺来高却成为我们永难跨越的距离。柯西莫的故事似乎是在启示我们，其实，我们只需一抬腿，便可以逃离琐屑、平庸的世界，去创造另外一种生气勃勃的生活。然而，事实上，我们无法舍弃脚踏实地的安全感，海阔天空的自由由于无法预知的艰厄与险阻成为我们难堪的重负。

什么是文学呢？我们一直被告知：文学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我觉得我们有理由怀疑：文学如果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我们已经有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还要文学干什么？它岂不显得多余？我赞同史铁生的说法，与其说文学是用来反映生活的，不如说“文学是用来发展生活的”。换成昆德拉的说法，文学是对存在的勘探，是对人类存在可能性的探索。真正的好的文学总是有那么一点不现实，而这“不现实”不仅不是文学的“缺点”，反而正是文学存在的一个理由。男爵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也许在人世间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生活中如果出现一个这样的“柯西莫”，他会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的。在人间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只好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存活于伟大作家的想象与虚构之中。正是这样的“可能性”偶或照亮我们琐屑、平庸的生活，引领我们反省人性的歧路，永慰我们人生寂寞的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