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政治气候的宽松,对五四的研究开始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关于五四的研究不再是既有的政治结论一统天下,这自然是好 事情。然而,随着五四研究多元言说时代的到来,五四这个历史符号也愈加暧昧难明,五四这一段历史也有被搅成历史糊涂账的危险。 1996年, 海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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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话,其实颇跟我们的经验事实相违。比如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而我们的经验事实是,人多往往反而没力量。至于人多为什么没力量,说起来也简单人固然多,若是没有自己的组织,或没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最先提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是梁启超,其后则有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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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学生在语文考卷上声言我不会让梨又一次戳痛了我们社会的敏感的道德神经。 中国人自古喜谈道德,说得学术化一点,叫泛道德主义,把道德挂在嘴边,这也道德,那也道德。于是中国成了一个道德义士和道德佳话几近泛滥的国度。要命的是我们几千年来津津乐道的很多道德佳话往往有违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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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关于老粗干部的笑话,说的是一老粗公社书记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是个大老粗,有多粗?你们的妇联主任知道,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搞,工作这个故事是否实有,无从考证,在那个有文化基本上等于有罪过的特殊时期,基层政权多的是这样的老粗干部倒是真的。 这些干部没什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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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年茅盾把《子夜》的书稿给瞿秋白看。瞿提的诸多意见中有一条:像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在走投无路,快要覆灭的时候,他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瞿秋白的提议成就了《子夜》中最大的败笔。茅盾接受了瞿秋白的提议,便增写了吴荪甫在快要破产覆灭的时候,强奸家里女仆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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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翻近期《人民日报》,于大地副刊上得睹汪国真先生的书法作品。汪国真先生据说是诗人,虽然他的诗属于我不喜欢的心灵鸡汤那一类。作家、诗人擅书,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古典作家自不必说,即使是到了现代,作家、诗人中亦不乏书法高手。郭沫若、台静农等本就是作家、书家两蜚声,至于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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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一句我打球不是为了国家引起热议,我打球不是为了国家,而只是为了尽力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所宣示的职业伦理对为国争光的国家伦理所形成的挑战,再次成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理转型的象征性标志。这让我想到了郎平,还有曾经在举国体制中备尝兴衰沉浮的辛酸与苦涩的中国女排。 郎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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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上下学时要经过一片麦地。春天里绿油油,初夏则黄灿灿的麦浪是我关于乡村最鲜活的记忆之一。一天放学回家的我们看到麦田中有一片麦子在动,虽有晚风轻拂作为掩护,那动静也太显眼了点。蝈蝈?野兔?兴奋的我们蹑手蹑脚凑近去,一看,原来是两个人!吓得我们是撒腿就跑,边跑边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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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吧,这篇小文的题目是因了方舟子先生而想起的。我不怕方先生反戈一击,也安我个造假、代笔之类的罪名,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方先生准备质疑的名单上还远远排不上队;但我还是有所担心,比如人家方先生如果并未读过多少鲁迅,甚至并不喜欢鲁迅,我这篇东西岂不成了无的放矢?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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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本村村小上小学。有一次,公社书记到学校讲话。公社书记是大老粗,但讲话还是实在的。他讲的很多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给校长和老师们的寄语是:你们都给我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们到供销社去做营业员。年轻一点的看官可能不知道,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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